就像生活在信息爆炸時代的我們對碎片化閱讀的擔憂，900多年前蘇軾也有類似疑慮：“后生科舉之士，皆束書不觀，游談無根”，雕版印刷術的普及和印本的廣泛流傳使得“以文為治”的宋人邁入“知識爆炸”時代，普通百姓人家只要愿意讀書，不愁沒處買，可買來看還是不看、看得粗還是精，是個問題。比蘇軾大幾十歲的老儒就沒那么幸運，他們年輕的時候，趙宋政權初建，國子監藏書版才四千，遑論民間，老儒們“欲求《史記》《漢書》而不可得”，有幸借到書了，日夜抄寫、誦讀，生怕書還給對方后再也讀不到了。到宋真宗景德二年（1005）時，國子監藏書版十余萬，讀書人不用受耳授、手抄之苦，急遽增多的諸子百家印本改變了過去的閱讀習慣，老師們時常抱怨，印本多了以后，有的學生讀書往往魯莽隨便，不太認真。不過相比手寫傳抄書籍，雕版印刷對于知識流通、圖書傳播和文化繁榮的推動還是產生了深遠影響，“宋代文學、哲學、海內外貿易、科學技術的巨大變化跟進步，沒有一個不是跟印刷術發明相聯系的”，這其中既有雕版印刷，也包含補雕版印刷不足之活字印刷。

雕版印刷雖比抄寫方便，亦有局限性，比如印一頁雕一版，一套書版只能對應一種書，若是遇上大部頭的書，光是刻版就得耗上若干年，不僅成本高，占地空間大，如果沒有機會重印，棄置一邊的話，得不償失。有什么方法既能減少成本、提高印刷效率，又能滿足市場需求，提供更多種類的書籍？慶歷年間（1041—1048）布衣畢昇想了一招，對雕版進行“靈活處理”，化“死版”為“活版”，即后來熟知的泥活字印刷法。

畢昇活字版復原模型，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

根據沈括在《夢溪筆談》的記載，畢昇的操作流程如下：活字以黏土制成，“每字為一印，火燒令堅”，常用字造20個或以上，以備一版重復出現時所用，文稿中出現的生僻字原所制活字中沒有的，當下補刻；制版時，在鐵板上敷上一層松脂、蠟、紙灰混合制成的藥劑，將活字依次排在上面，用火加熱鐵板，使松脂、蠟稍熔化，“以一平板按其面”，活字得以平整、固著在鐵板上；印刷時，為了提高效率，通常用兩塊鐵板，一塊板覆紙刷印，另一塊板排字，第一塊印版印完后，火烘之，使藥熔化，輕輕一抖，取下活字備用，第二塊印版開始刷印，相遞使用，提高效率；活字不用時按字韻分類放入木格之中，貼上標簽，便于檢索。如此實驗的成效如何？“若止印三二本，不算簡易，若印數十百千本，則顯得極為神速”，看來畢昇發明的初衷是為了印制篇幅及印數大的刊物，從刻字用料、揀字排版、儲備多用字、補刻冷僻字和保管活字等流程來看，都是基于對雕版印刷術弱點的革新和改進。

畢昇發明泥活字之前，北宋各州縣發行的田宅契紙已出現了活字印刷的雛形。民間買賣土地、房產，須先到官府買來印制好的田宅契紙，雙方商定條件后，在契紙上填寫、畫押或鈐上私印，再由官府查驗，蓋章后方為有效。契紙的格式是統一的，由政府規定，以木雕版印成，但每張合同上的“千字文”編號是機動的，印刷這種僅有少數文字變更的公文最簡便方式，就是在印版相應部位留出凹槽，將需要出現的字號以木活字嵌入其中，保證整版大體不變，僅編號隨時變化，省得人力填寫。這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活字印刷，但為后人提供了變革雕版印刷術的思路。畢昇試過以木活字排版印刷，結果發現木料紋理疏密不勻，刻制困難，木活字沾水后容易變形，與藥劑相黏后不易分開，種種操作不便讓畢昇“舍木而用泥”，終究是泥活字試驗成功了才被沈括記錄并傳播開來，至于畢昇用泥活字印了哪些書？銷量和效果如何？不得而知。畢昇死后，泥活字為沈括子侄輩獲得，可能也印過一定數量的書，不知是沈括親眼見過畢昇操作還是從親人處聽說，關于畢昇本人和他與沈括的交集，我們所知甚少。

一個基本共識是，平民畢昇當在杭州（當時最大的印刷中心）從事與書籍印刷行業相關的工作。他可能來自蘄州（今湖北省英山縣草盤地鎮），因為1990年湖北省英山縣草盤地出土的一方墓碑上刻有“故先考畢昇神主、故先妣李氏妙音墓”。他離鄉背井到大城市杭州謀生，與家在杭州的沈括或其子侄有一定來往，在日復一日的實踐中積累經驗，探索新的路徑。在他反復多次的試驗過程中，身邊必定有眾多助手幫忙，這絕非一人所能完成的工作，“合乎情理的推測為，畢昇可能是書籍鋪主人。從生產經營來看，他有這種發明的需要；從研制所花費的人力、物力來看，他能夠承擔得起，并可組織刻工、印工來共同從事各項試驗?！?/p>